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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商标侵权案对改革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启示
作者:作者:洪超  发布时间:2012-03-16 16:19:54 打印 字号: | |
  摘要:西方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普遍采取单一的司法保护模式,国际条约也接纳了该模式。与此同时,我国一直沿用具有计划经济时代特征的司法和行政“双轨制”模式。随着经济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的“双轨制”弊端越来越突出,面临改革势在必行。本文提出顺应社会经济发展潮流,逐渐与国际接轨,向单轨制转变,在程序上禁止行政机关介入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并建议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关键词:知识产权 商标侵权 司法保护

  当中国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尊重知识的价值观念为社会所接受,人们逐渐提高了对知识产权重要性的认识,对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在面对知识产权受到侵害的局面时,对于自身权利的保护开始由消极被动转向积极主动,尤其是更加注重采取诉讼的方式使得权利获得最终的保护。然而,在我国,公权机构为知识产权提供保护并非采取单一的方式。在司法保护之外,还存在行政保护手段,被称为具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双轨制"保护模式。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对知识产权保护普遍采取单一的司法保护模式。正是这种制度设计,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造成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存在着司法主导作用不突出、司法能力不够、实施效果较差等问题。可以看到,知识产权“双轨制"保护模式仅是特定经济发展时期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逐步接轨,走司法保护的“单轨制”,突出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淡化行政保护手段,加强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是一种必然趋势,

  一、从“iPad商标战”谈起

  1、 “iPad商标战”简况

  “iPad商标战”指的是美国苹果公司(Apple Inc)与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iPad”商标权争夺案。此案目前在国内外闹的沸沸扬扬,已经进入二审程序,尚未有最终定论。

  “iPad”是唯冠台北公司在多个国家与地域注册的商标。2001年左右,唯冠国际旗下唯冠科技(深圳)公司又在中国内地注册了iPad商标。2009年,IP公司从唯冠台北公司购买了iPad商标,并以10万英镑的价格将该商标卖给苹果公司。2010年初,苹果公司的IPAD产品在全球上市,包括大陆市场。2010年,苹果公司在深圳向唯冠发起诉讼,2010年,苹果要求法院判“iPad”商标权归其所有,并向深圳唯冠索赔商标权属调查费、律师费所受损失400万元。2011年,唯冠向苹果发起反诉讼,要求处理苹果公司商标侵权问题。2011年12月5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苹果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56万元由苹果方承担。宣告了苹果公司一审败诉。2012年2月29日,iPad商标权纠纷案在广东省高级法院开审,庭审前后持续近6个小时,但并未当庭宣判。

  2、行政执法在司法程序终结前介入纠纷的后果

  苹果公司一审败诉后提起上诉。在二审开庭之前,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已向北京市西城工商分局投诉,而该部门立案受理,对苹果公司侵权iPad展开调查。除北京工商部门已经受理立案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投诉外。上海、深圳、江苏徐州等多地工商部门均已对苹果公司侵权iPad展开调查。尽管苹果公司提起上诉,但全国多地行政执法部门介入侵权iPad调查,导致各地苹果门店和代理商下架iPad,并面临数额不详的罚款。

  行政执法部门的介入,使得 “iPad商标”纠纷案面临双重部门管理和审查的局面,即人民法院和工商管理部门两机关的双重管理和审查。司法权和行政权在同一个案件中的交叉运用,使得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陷入混乱。同时,不同机关之间并无相互协调衔接的机制,根据不同的规则所采取的临时措施难免会不一致或相互抵触,如行政机关采取的查封措施和法院对禁售申请的驳回,必然得出不同的结果。这又造成事件复杂化,侵权行为不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尤其造成司法程序面临行政执法的干扰,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受到冲击。此外,行政机关在司法程序中强行执法,使得行政执法的合理性令人生疑。

  二、“iPad商标战”凸显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模式的弊端

  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我国目前采取的是“两条途径、并行运作、优势互补、司法终局”的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双轨模式。司法保护,它是凭借国家的司法力量对知识产权权利进行调节和分配,通过司法程序,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行政保护,它是依据权利人的申请或依据职权,通过法定的行政程序,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正常秩序。这曾被誉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的特色,也曾被认为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模式。  

  1、“iPad”商标侵权案件中行政执法机关介入的法律依据

  对于商标侵权案件,商标权人可以通过何种手段保护自身权利,依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对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引起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由此,可以看出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还是通过行政途径解决或自行解决是权利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时,从该条及该法的通篇可以看出,对于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手段之间的关系没有作任何规定。尤其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于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处理程序不够完善,更没有针对知识产权纠纷的特有程序或特殊规定,这就为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手段的交叉混用留下了漏洞。因此,在“iPad”商标侵权案件中,权利人依据商标法请求行政执法机关介入便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然而,在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状况下,行政执法机关介入的合理性在制度设计中的确值得重新考量。此外,我国《专利法》第六十条及《著作权法》第四十条也做出了类似于《商标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这些规定正体现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双轨制”。

  2、“双轨制”在知识产权保护中暴露的弊端

  知识产权保护的“双轨制”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独创之处,其出发点是保证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等知识产权更全面、更有效的保护。然而,在实践中这种模式却背离了立法的初衷,为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的阻遏作用并不强,并逐渐暴露处一些弊端。

  (1)造成了社会公共救济资源的浪费。就“iPad”商标侵权案件来看,在司法程序中司法资源的投入和行政执法程序中行政执法资源的投入,两者是针对同一侵权纠纷,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交叉重叠投入社会公共救济资源的行为,并不符合社会公共资源合理分配与利用的要求。另外,一旦权利人不服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处罚或处理决定,根据法律规定又会引起行政诉讼,必定会造成行政与民事诉讼并存的局面,重复投入司法资源。行政和司法资源的重叠交叉,会导致问题的重复处理,并有可能出现双重诉讼,增加了提供公力救济的资源消耗和社会成本。

  (2)会造成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的冲突。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根据现行法律可以看到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制度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和协调制度,尤其是二者在处理程序上不能完全衔接,没有规定在司法程序中行政执法是否可以介入以及以何种方式、何时、在什么范围内介入。在“双轨制”下这就造成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之间可能产生冲突。首先,临时性措施可能相互冲突,如行政执法机关对侵权争议标的物的查封或封存与法院对禁售申请的驳回。其次,是二者处理结果可能发生冲突,如法院的民事裁判结果与行政执法机关的处理结果的冲突、民事裁判结果与行政判决结果的冲突。

  (3)行政救济措施对权利人利益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在我国的行政救济制度中,由于缺乏投诉人担保及错误投诉赔偿制度,无论侵犯行为是否成立,被处罚人的损失一旦发生就很难获得赔偿。根据法律规定,工商行政机关一旦认定侵权行为成立,即可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及工具,并处以罚款等。这些处罚措施一旦实施直接会损害被处罚人的商业信誉、社会评价、市场份额与机会等无形的利益,尤其是销毁措施将造成直接的财产损失。即使司法机关的最终处理改变了行政执法机关的处理结果,此时被处罚人的实际损失已经发生,并且很难得到弥补。

  三、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逐步实现“双轨制”向“单轨制”的转变

  注重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是世界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也在国际条约的规定中得到体现,充分反映了司法保护手段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加强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符合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也应当顺应世界的潮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强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循序渐渐,逐渐转向司法保护为主导的单轨制模式。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确立司法保护的主导地位,严格限定行政保护的范围,优化两者分工。知识产权作为私权”,私权原则上应避免公权的过度干预,司法保护应当成为权利人需求救济的主要途径。公权干预原则上应以维护和增进公共秩序和利益的方式来使用,这就决定了行政保护必须限严格定在一定限度。因此,可规定: 发生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由当事人自行决定是否寻求司法救济,当事人请求行政机关采取执法措施的,如果发现侵权行为并未明显涉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告知权利人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或直接移送司法机。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的,由行政机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对于因行政机关登记或授权引起的侵权纠纷,或者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行为,行政机关可以直接采取行政措施,进行处理。 

  2、赋予司法程序排除行政介入的权力,即禁止行政机关介入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一直以来遵循着“司法活动不受行政机关干涉”的原则,即行政机关不得干涉法院的司法活动,尤其是不能借助行政权力影响司法程序的进行。在“iPad”商标侵权案件中,行政机关在司法程序尚未结束前进行执法,虽然有法律依据,并且在各自的制度体系内并行开展,但是在事实上以及执法的效果上已经直接对司法程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也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借助行政权“变相”干涉司法活动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考虑,以该原则为基础,在立法中规定:对于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权利人在司法程序尚未终结前申请行政机关采取执法措施的,行政机关不得受理或在司法机关确认侵权成立的程序终结后方可采取执法措施。从而,可以排除行政机关在司法程序终结前介入同一侵权纠纷,避免行政与司法结果相互之间的冲突。

  3、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1]从英美判例法来看,惩罚性赔偿一般只用于侵权行为,并且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很难发现的、故意的、用补偿性赔偿不足以阻遏的行为。所以,惩罚性赔偿并非普遍适用,并具有补偿和惩罚的双重作用。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没有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虽然,一些法院在审理知识产权侵权案中作出了赔偿与罚款的判决,但这种罚款与惩罚性赔偿性质上是不同的,对权利人而言,难以起到足够的补偿和鼓励维权作用。当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泛滥成灾、权利人维权困难重重,实有必要对一些严重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采取惩罚性损害赔偿,引导知识产权人积极维护自身权利,为知识产权的发展提供一个良性循环的市场环境。但是,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毕竟不同于与一般私法的补偿赔偿原则,它牵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甚至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必须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和条件,才能扬长避短,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可以借鉴英美法系的规定,考虑将侵权人恶意、情节的恶劣程度、对公共利益的严重损害等设定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条件。

  [1]冯汉桥.论强化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的几个着力点[J].广西社会科学 2011(8):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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